分论坛三的主题是“传承、融合与创新中的中国语言学”，按照报告主题分为七场会议，共有来自全球各地的35名博士生进行了精彩的汇报。
第一场
第一场由荷兰莱顿大学的石景天和北京大学黄冬笑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韧评议。
北京大学赖蔚晨报告了《普通话语气词“吧”的两类来源及其分野》，主要将普通话语气词“吧”分为“择定”和“偏向”两类，分别探讨这两类不同性质“吧”的来源及其不同。复旦大学包笑婷报告了《直接意外与相关意外：汉语句末的两种“啊”》，主要讨论了现代汉语句末语气词“啊”表达的两类意外模式。陈述句中表达直接意外时，“啊”具有低、短、降的特征，表达相关意外时，具有高、长、平的特征；疑问句中则主要用于表达相关意外。香港中文大学郑子鑫报告了《闽南方言的疑问尾句》，主要讨论了闽南方言的两类疑问尾句。第一类的三种疑问尾词当定性为叹词，其用法也通过叹词的代句功能得以实现；第二类又包括VP-Neg和K-VP两种类型，与主句通过无声连词连接，组成联合结构，其照应能力通过省略或空语类得以实现。
香港中文大学林淼湘报告了《槟城闽南语句末助词的语义初探：啦21、啦53》，主要对槟城闽南语两种的句末语助词啦21、啦53进行语义分析，认为两者都有“不兼容”的语义，区别在于语义作用的层面。前者作用于前文提出的命题内容或形式，后者则作用于认识状态。香港中文大学王瑞霏报告了《现代汉语否定标记“别”的句法研究》，主要讨论现代汉语否定标记“别”的句法特征。文章将“别”分为三种类型：否定祈使标记、表示揣测、引述标记，通过比较三种不同的“别”，指出句法性质和层级中的差异，从句法角度提出了更准确、有效的区分。
周韧指出，赖蔚晨的文章研究很细致，但要注意是虚词的本身的义项带来的语法形式的不同，还是其他层面的因素带来的不同。包笑婷的文章还需要更多检验方法来确证普通话中确实存在两种含义的“啊”。郑子鑫的文章采取“确信度”理论，但是在语境的考察上缺少对变量的控制，可能没有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论证的层次还可以更深入。林淼湘的文章还需要考虑在同一个的语法视野下考虑共时层面的两个“啦”的语义和语法作用，还可以考虑借鉴普通话的语法形式来考虑闽南语的情况。王瑞霏的文章需要考虑当用“别2”和不用“别2”，在语法意义上不产生差异时是怎样的，同时对报告中的一些例子提出质询。
周韧总结认为，五位同学紧跟学术前沿理论，对汉语虚词的研究较之前的研究有很大的进步，摆脱了研究虚词时只关注单句的局限性，更多关注到语篇层面以及说话情境对虚词运用的影响，这是进步之处，但在论证机制以及细节的处理上还存在不足。
分论坛现场
第二场
第二场由香港中文大学郑子鑫和北京大学禹航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邓思颖评议。
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曹亚晴报告了《Ability modals and interaction with neg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主要讨论了普通话中的两种能愿模态及其与否定的互动。文章围绕普通话里的“可以”和“能”在现实蕴涵方面不同的情态能力，认为它们的差异反映了通用句中的习惯性和倾向性解释。伦敦大学学院曹华承报告了《One trigger, multiple movement types: an economy approach to the lian··· dou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主要考察了普通话中金年会 金字招牌诚信至上“连···都”的句法结构。文章认为这一句法结构会引发不同类型的演变，具体取决于所处的句法范畴。
澳门大学边楠茜报告了《声调、语调与句末助词的言谈效应——从“吗”谈起》，主要讨论北方官话句末助词“吗”在问句中的不同语调及相对应的言谈效应。文章总体认为：“吗”问句高调的语用效应要求在语境中必须存在某种矛盾，低调点语用效应则是命题在言者预期内，不要求语境中存在这种矛盾。荷兰莱顿大学石景天报告了《现代汉语动词性成分的程度义》，主要分析现代汉语中一些动词性成分可以受程度副词修饰的现象。聚焦“不大VP”、“有点VP”和“越发VP”三类结构，将受到程度副词修饰后，动词性成分和程度副词组合成的结构整体可以表达的程度义分为频次义和强度义两大类。在此基础上，讨论程度义的来源。神户市外国语大学罗攀报告了《从“突然”“忽然”看意义与功能的同一性》，主要通过对“忽然”、“突然”的语义和功能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来引证“意义决定功能，功能反映意义”这一主张的合理性。
邓思颖指出，曹亚晴的文章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能”为何能被“没”修饰而“可以”不能被“没”修饰，同时提示“没”的语法功用是否和“未”具有一致性；曹华承的文章对移位的一些例证需要再考虑；边楠茜的文章中的中调和高调的区别还有疑问，文章中使用“北方官话”的术语不够严谨，其与普通话的关系如何并未论证；石景天的文章选择这三个副词的原因并未说明，也没有穷尽性地枚举这类副词，如果把更多副词纳入考察范围之内，是否这些添加的语法特征能够说明这些内容；罗攀的文章对“忽然”和“突然”在语法功能上的差异的描述似乎与词类无关，不能完全从意义入手来划分词类，同时邓思颖也提出，能否扩展研究至“x然”等的词，进行系统的考察。
邓思颖总结表示，文章的语料应该充分，避免使用个例来确定观点。在理论的讨论上，应该注重术语的使用，避免使用过多术语使得文章冗杂。此外，在行文上也要注意谋篇布局和格式的统一。
第三场
第三场由香港中文大学王瑞霏和北京大学赖蔚晨主持，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教授陶红印评议。
武汉大学秦宇报告了《从话语篇章角度看“都”的标示功能》，主要从话语篇章角度出发，采用生成式解读策略，重新对“都”的语义功能作了全面探索。文章认为：“都”不宜都当作算子，而应将其视为标示词；“都”关联累进过程，其作用标示“累进性”，其包含“平行累进”和“序列累进”，二者在形式上相似。华中师范大学郭海瑞报告了《汉语学术语篇和通用语篇中介入标记语的使用特征考察》，主要对比了汉语学术语篇和通用语篇中介入标记语在两类语篇中的使用异同。文章认为介入标记语在两种语篇中都频繁使用，但学术语篇更偏好这种手段来构建语篇，两者在选用各类介入标记语时的倾向不同，种类各异。
北京大学郭青青报告了《从选择到建议：互动视角下“或者”的功能扩展及内在机制》。文章认为：“或者”在互动语境中由选择功能衍生出了建议功能，成为建议标记，既可以作为再建议标记用于在已有建议的情况下提出新的建议，又可以作为初建议标记来引导会话中出现的唯一或第一条建议。北京大学程珊珊报告了《语义错配型“X（的）专名”构式及其构件语义的微观变迁——基于人民日报（1949-2018）的定量研究》，主要采用构式搭配分析及邻近聚类的方法对《人民日报》中的语料进行量化分析，探讨1949-2018年间语义错配类型构式“X（的）专有名词”在搭配类型和语义色彩等方面的历时变化。
北京大学何金年会 金字招牌诚信至上沛倬报告了《“主体感受”与“客体属性”：构式视角下的述宾式具身形容词分类》，主要论证述宾具身形容词VN已构式化，形成规约化的形式—意义配对体，具有非组合性与高能产性。该词法构式首先分化为主体感受与客体属性两大次构式，下分不同层级的次构式，而主体感受与客体属性形容词的语义差异来源于V和N的论元关系。上海师范大学朱敏报告了《“X试试（O）”的构式网络及其演变机制和动因》。文章认为“X试试（O）”构式网络是一个非离散性的连续统，其中既有典型成员A式探查、B式建议、C式警告，又有非典型的A、B两类变式。考察之后发现这一构式网络发生了从A式向C式的主观化演变，说话人的语力强化是该构式发生演变的认知动因。
陶红印指出，六位同学的研究视角都很新颖，在理论层面上都有所进步，但也存在各自的问题。秦宇的文章首先应该清楚表述前人研究中的不足，针对具体的不足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此外，他也就报告中对“都”字的例句分析与秦宇展开讨论。郭海瑞的文章研究问题的视角很大，也很全面，但是文章研究的突破点不够明显；在方法论上使用通用语料库的材料，其中包含了很多庞杂的信息，材料的挑选也不够典型；在考察学术语篇进行分类时分为“软科”与“硬科”两类时也没有进行语言学方面的考察。郭青青的文章选用“互动”理论来考察很新颖，对语料的选择和分析也很细致；但在界定“主观化”等概念时需要明确，在表述音高时也可以具体化；这篇文章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考察像“还是”这样的词是否有同样的发展路径。
陶红印认为，程珊珊的文章问题的提出不清晰，研究动因不明；选用《人民日报》作为语料来源不一定能全面反映这种组合搭配，可以比较多种会话材料后再作总结；此外，文章在考察这种结构时没有关注“X”的语义以及这种搭配关系。他对何沛倬的文章提出的能产性进行了点评，同时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对“具身”概念和能产性的不同等级等表述问题提出了建议。他指出，朱敏的文章，或许可以将研究视角扩展至中古汉语以前，抛开词型的影响，而考察古汉语中类似于“试试”这样的用法；同时在表示“建议”时，应该注意区分只用“试”和“试试”的差异，看是否是单个“试”的语法功用的变化而带来“试试”这个词的变化。
第四场
第四场由澳门大学边楠茜和北京大学赵天宇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李子鹤评议。
南开大学王天恒报告了《切韵音系的舌根偏后与咽化》，主要从不同语言中三类“咽化”次要调音动作出发，认为切韵音系非三等声母具有舌根偏后的特征，二等则具有音色偏前的咽化性质。北京大学郭禹彤报告了《法显〈佛国记〉中音译词的梵汉对音研究（韵母部分）——兼论东晋语的声调调长》，主要通过法显译《佛国记》中的译音词来研究东晋时期的韵母及声调。文章认为：东晋通语歌戈麻韵不分，支脂有别，齐韵平声字不独立，霁祭泰韵是长入声韵。东晋通语的声调调长从长到短依次是上、去、平、长入、短入。
社科院大学杨心怡报告了《侗台语的双及物结构类型》，主要考察了侗台语的双及物结构组配类型。文章认为这一结构有多种构式并存，且分布不均衡，最显著的类型是间接宾语组配和中性组配，次要宾语组配仅见于少数语言。韩国首尔大学后博文报告了《韩汉对比视角下的并列式复合形容词》，主要从韩汉对比语言学的视角出发，考察韩语和汉语并列式复合形容词。文章认为：韩语并列复合形容词的数量少于汉语，涉及的语义域不及汉语丰富，在隐喻引申上也远不及汉语丰富。
李子鹤表示，四位同学在材料的选取以及理论金年会 金字招牌诚信至上的分析上都很有启发，但也存在各自的问题。王天恒的文章在为三等构拟舌根偏后的特殊和为二等构拟咽化特征时，要注重是否好解释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语音演变；此外，在构拟时需要考虑是否要记成音值的差异。郭禹彤的文章更偏重于对汉语的音值分析，缺少对梵语音系的描写，应该增加对梵语音节的说明，在此基础上考虑译经人是否会了解梵语的音节切分；此外，在调长的研究时，具有显著差异的只有平声和短入，限于材料的数量，这一部分的结论并不充分。
李子鹤指出，杨心怡的文章对侗台语的双及物结构的材料搜索了很多材料，但是在具体的例证分析时有的并不细致；有的例证还需要考虑是否可以有其他形式的分析，必要时还需要采用其他方法来检验。后博文的文章在行文时应该加入对韩语的国际音标的转写；；文章并没有在较封闭的文本空间里来考察汉韩语复合形容词数量的多少；还有也没有考虑到汉语和汉语在划分词类手段和形式的不同，汉语词的判断要较韩语难度大，最好选取与韩语词类提取较为相近的语言来进行比较。
第五场
第五场由韩国首尔大学后博文和北京大学何沛倬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宋亚云评议。
北京大学禹航报告了《上古汉语否定性无定代词“莫”的句法语义研究》，主要关注上古汉语否定词“莫”的句法语义地位，详细描写其句法语义特征。文章认为：上古汉语“莫”是无定代词，句法上占据主语位置，语义上具有指代作用。香港中文大学肖海华报告了《领格与弱化——人称代词｛台｝、｛而｝、｛乃｝、｛吾｝来源新论》，主要从语义格理论的角度讨论上古汉语第一、二人称代词“台、而、乃、吾”的来源。文章认为：“台”是领格位置“余”弱化而来，“而、乃”则是“汝”弱化形成，“吾”是“我”的领格弱化形式。北京大学何翎格报告了《〈方言〉楚方言词“跖、䟷”与先秦两汉文献比较例说》，主要考察《方言》所记录的两个方言词“跖、䟷”在先秦两汉文献中的用法，对这两个词的词义系统及分布特征进行探讨，依次管窥《方言》中字词关系问题。
浙江大学陆海燕报告了《“厌”之“甲片”义发覆——兼论中医典籍中的“会厌”“颔厌”“心厌骨”等词》。文章认为：“厌”的“甲盖”义来源于“覆盖”义，从东汉直至明清，其书写形式多样。而参照该字这一义的发展路径，可以了解中医中“会厌”等词的语义来源。北京语言大学张凯潞报告了《先秦两汉传世与出土文献“至”“到”使用情况考——兼论秦方言词“到”的崛起与扩散》，主要讨论秦方言词“到”是如何在传世文献中挑战“至”的地位，并最终取代“至”在语言使用中占据主要位置。四川大学麻哲齐报告了《〈汉语大字典〉引〈广韵〉〈集韵〉疏失考辨》，主要以“散”、“荷”等六个字为例对《汉语大字典》中在注音上引用《广韵》和《集韵》上存在的疏漏进行辨析。
宋亚云表示，各位博士生都能从具体问题入手，以小切口出发去研究古汉语中一些复杂的问题，考证方法细致科学，材料也很详实。使用材料不限于对传世文献的求索，还关注出土文献的运用，同时他也提醒各位同学注意行文的简略。他指出，禹航的文章基本全面考察了上古汉语文献中的“莫”的用法，思路很严谨，对前人观点的反对有正反两方面的思考，反驳有理有据。同时也结合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思路，让人很信服，但也存在一些疑问待后续展开。肖海华的文章对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的来源提出了系统的思考，但还有更多问题值得注意：“格”的“弱化”是否具有普遍规律，上古汉语的“格”范畴是何时、怎样消弭的？这种“弱化”能否运用于其他代词的来源。此外，这金年会 金字招牌诚信至上些词的音变规律是怎样的？“弱化”为何需要用新的形式来记录，有无必然性的解释？
宋亚云，何翎格的文章有优点也有疑问，比如，仅从几组词的研究能否回应目前学者对扬雄《方言》的批评。陆海燕的文章与何翎格的文章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相似性，综合利用了训诂学“形音义”相结合的方法，打通了对一系列词的研究和考证，对文献、方言词的前世今生都有完整系统的勾勒。张凯潞的文章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对“到”最终取代“至”的文献考察非常有信服力，但是，“竞争”还有无其他原因，“到”是否只和“到”竞争，与其他几组趋向动词（比如“之”）之间有无竞争关系，仍值得继续研究。麻哲齐的文章思路严谨，考察也很全面，指出了《汉语大字典》的一些不当之处，甘于坐冷板凳订补疏漏。
第六场
第六场由香港中文大学林淼湘和北京大学程珊珊主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陶寰评议。
北京大学黄冬笑报告了《汉语方言两类已然否定及其区分策略》，主要对汉语方言中存在的两类已然否定以及区分策略进行讨论。文章认为：已然否定可以分为预期和无预期两类；不同方言采用的区分策略和手段可以分为“否定词型”、“句末助词型”、“副词型”和“兼用型”四类。北京师范大学凌艺桓报告了《成都方言加强处置/被动意味的助词“拿来”研究》，主要对成都方言中的“拿来”这一助词进行研究。文章认为：受关于“拿···来”处置结构中NP受话题化前置的影响以及“语序联系项最优位置”原则的推动，“拿”和“来”这两个彼此紧邻的成分逐渐结合，最终固化成一个跨层的强调助词“拿来”。
中央民族大学毛宇晨报告了《南方方言“把”型概数数量结构的语序类型》。文章认为南方方言概数数量结构有五种模式代表了不同的语法层次，其中“量词+概数助词+名词”和“数词+概数助词+名词”两类是南方方言从历史上继承发展而来；“数词+量词+概数助词+名词”是北方官话的外来层次；“量词+概数助词+数词+量词+名词”和“量词+概数助词+数词+量词+名词”是方言内部自主扩展到类型形式。南开大学秦煜松报告了《晋东南晋语人称代词的历史层次——兼论山西方言人称代词复数词尾的类型及分布》，主要对晋东南地区的人称代词进行研究。文章认为：可以根据表层和底层人称代词复数词尾的差异，将晋东南个方言点分为平顺型、武乡型和屯留型三类。此外，文章还对山西方言各人称代词复数词尾的不对称进行了解释。
陶寰认为，本场报告者对汉语方言语法的发展很有启发性，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存在各自的不足。他指出，黄冬笑的文章在表示“未然”的“将来”概念时不应当称之为“已然否定”，而是“未然否定”；在谈论“时体”的概念时，并不常用“事件时间”和“主题时间”的说法。凌艺桓的文章在集中讨论对象的时候要注意讨论的问题；文章仍然是依据汉语史和其他方言中的相关研究来研究成都话的“拿来”，其实应该把重点放在成都话“拿来”本身的语法作用研究，而不是语音、语义、语法各方面都涉及一点但并不深入研究。
陶寰指出，毛宇晨的文章在处理方言语法时，需要掌握过多方言语料，而这篇文章在处理不同类型时使用了很多符号来表示不同的类型，这些符号很多是不必要的，这样行文会使得文章的论证清晰度降低；此外，文章在处理一些方言名称时，将西南官话也放在南方方言里讨论，但是学界通常认为其是北方方言，在讨论是需要加以说明。秦煜松的文章没有先列出树掌方言的代词系统，文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晋东南方言整体的人称代词系统，这两方面的论述侧重点不同，文章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方面。
第金年会 金字招牌诚信至上七场
第七场由北京大学何翎格、郭禹彤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夏俐萍评议。
北京大学赵天宇报告了《“散点多线”汉语语音史观视角下舌尖元音韵母发展的三种类型》，主要对汉语舌尖元音韵母的发展进行历史性的描写。文章首先回顾了学界针对这一问题存在的争议，在此基础上介绍了“散点多线”的理论以及其在描写舌尖元音韵母这一问题上的优越性和必要性。然后以北京话为例展示其这一框架的描写过程，最后得出结论。南昌大学王彩文报告了《〈校正杂字〉系列文献音注所见两个半世纪来介休方言读书音的演变模式》，主要研究了《校正杂字》的注音，并在对其语音特征进行分析和归纳后，认为其音系基础并非官话读音，而反映了清初山西介休方言的读书音。在与现代介休读书音对比后，文章认为：介休方言经历了“尖团相混”等多个历史演变。
南京大学王惑立报告了《江都邵伯方言音系与庄延龄所记扬州音系之比较——兼论邵伯音系百年演变》，主要通过对比江都邵伯方言音系与庄延龄19世纪80年代所记载的晚清扬州音系，探讨邵伯方言百年间的演变。文章认为：邵伯方言基本保留了晚清的语音特征，同时也呈现舌尖后音的消失、先天韵的分化和入声韵的简化等新型音变。中国人民大学李玲虹报告了《吴语金衢片覃谈韵分合》。文章认为：金衢片方言除龙游话外，覃谈韵均表现出非见系有别、谈韵非见系字与二等韵咸衔韵相合并的特点；龙游话覃谈韵表现为非见系、见系均有别，谈韵与二等咸衔韵相合并。北京大学何友珏报告了《纳语次瓦话中的咽化元音与r类元音：基于超声图像的初步研究》，主要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探讨了纳语次瓦语中的咽化元音与r类元音。从实验结果来看，用咽化而非软腭化描写次瓦语中的这类特殊元音是更准确的；r类音比咽化元音有着更强的舌根后缩的特征；次瓦语的咽化特征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发音动作，其历时来源既有从前往后的r介音来源，也有从后往前的软腭辅音韵尾来源。
夏俐萍总结认为，文章应该注意两个方面，一是问题导向明确，二是便于读者理解。基于这样的评价标准，她认为这五篇文章或在方法论上，或在材料上有所突破，但是也存在行文逻辑上、材料分析上的问题。她对赵天宇的文章提出问题：采用“散点多线”理论是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一框架能否得到系统地使用，方言点音系的材料怎样与历史文献的材料相结合？韵母发生舌尖化的动因是什么？在制作方言类型表时，应该注意区分的条件是否会带来音变。夏俐萍表示，王彩文的文章在讨论音注材料时，声母部分的讨论较为简略；在讨论韵母的对应时应该注意如何证明“支微入鱼”而不是相反的读音变化；此外，要注意利用无锡方言的材料来证明介休方言的“尖团相混”是不是合理。
夏俐萍指出，王惑立的文章副标题并不合适，文章并没有对邵伯音系的百年演变进行讨论；此外，文章并没有列出现代扬州话的音系，这样做音系对比让人无法信服。李玲虹的文章在谈论金衢片覃谈分韵之时，对于这一地区与吴语其他方言区的差异可以进一步展开，此外，文章应该把见组与非见组的情况分开讨论。何友珏的文章尚未交代r音和咽化的情况，此外在设计实验时也没有附加调查表的词汇，让人无法清楚了解到次瓦语中的咽化情况，可作进一步拓展。
纪要：赵天宇
排版：阚萧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