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学全球博士生论坛 · 学术总结
商伟：在中国语言文学全球博士生论坛闭幕式上的发言
商伟
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级系友，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杜氏中国文化讲席教授。
疫情之后，国内大学重新启动学术会议，包括博士生论坛，今年就有好几起。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这一次规模最大，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博士生论坛。为了这次会议，中文系上上下下，调动了多方面的人力与物力的支持，包括我们看不见的幕后的组织与安排。一切都办得井井有条，尽善尽美。在这里我自告奋勇，代表所有的与会者向北大中文系，中文系的杜晓勤主任和程苏东副主任，以及参与论文评议来自北大和世界各地的同行，主持会务工作的全体同学们，表示最诚挚、最衷心的感谢！
我这次是作为北大中文系的校友来与会的，因为我从1978年到1988年这十年的时光是在燕园度过的。几乎四十年后，能够在这里看到中文系年轻的博士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国和各地的同样是生气蓬勃的青年学子，我感到十分亲切，也非常欣慰。杜晓勤教授在昨天的开幕式上说，学术界是属于你们的。所以，北大中文系为大家创造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未来的主人在这里提早见面，相互结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回想我们自己的求学经历，除了跟老师学，还有一条很重要，那就是向同学学习，是同学之间相互学习。无论是在北大还是出国留学，都是如此。我的同学中分别来自不同的科系，从英语系、宗教系、艺术史系和属于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在当年的情形之下，关于这些领域中的知识，最初金年会 金字招牌诚信至上就是这样得来的。所以，学习不只发生在课堂上，也发生在课堂下，发生在同学与朋友之间。而与你保持交谈关系的的那些同学也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与你同步成长，甚至有可能成为你的终生朋友。这是学术生涯最富于获得感，也最令人珍惜的一部分。今天的学术界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也不时听到有人抱怨。但明天的学术界会怎样？这恐怕要取决于你和你的同学和朋友了，要看你们以什么方式来塑造它、改造它，让它变成你们喜欢的样子。
我们这次会议的一大特点，在于它是一次国际会议。中国语言和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和世界性的学术领域。所谓国际化和全球化，当然意味着中文学术界要具备国际视野，借鉴和回应（包括批评）国外汉学界的著作与动向。同时，这也意味着海外汉学同样要借鉴和回应中文方面的学术成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学术生态。
中国语言文学全球博士生论坛闭幕式现场
在这方面，我们年轻的一代有条件也有可能比从前做得更好。国内的博士生不仅接受了不曾中断的、全面的学术训练，而且在外语，尤其是英语和日语的阅读方面，也基本上不存在障碍。而国外的博士生，包括欧美和来自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博士生，除了具备阅读中文的能力，在口头交流上也比他们的老师辈更加自如。且不说国外大学的许多博士生原本就来自国内和其他地区和国家，在中文学术界接受过本科和研究生的训练。他们可以在双方的交流与沟通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这一交流还不限于汉学家金年会 金字招牌诚信至上，或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领域。我们在国外读博的同学，除了中国文学或语言的科目之外，每个人还至少会在中国之外的学科中辅修一个中国研究之外的领域，取决于这位同学的兴趣和博士论文的方向。近些年来，国内赴欧美留学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研究以外的领域，从艺术史、古典学、哲学，具体到地区与国别的领域，包括中古英文，也包括全球史和环境史这样的新兴学科。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会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回过头来从事中国话题的研究。这是一个很被看好的势头，至少我个人很看好。让我想到了20世纪上半叶的情形。
这两年来因为对古典戏曲感兴趣，我注意到民国年间的中国留学生到欧美学习戏剧，当然主要是欧美戏剧和戏剧史。而他们本人在出国之前，就对中国戏曲颇有造诣。因此，他们常常在比较的视野下，对中国戏曲发表了一些富于洞见的看法。例如，他们相当准确地注意到中国戏曲与欧洲戏剧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而且事实上出自完全不同的表演体系。他们指出，中国的戏曲演员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在演戏，而且是演给观众看的，这与欧洲戏剧，尤其是现实主义戏剧的第四堵墙和完全认同于人物的体验式表演是完全不同的。之前的中国文人也对戏曲做过深刻的理解和描述，但他们无法想象中国表演艺术之外的表演体系是什么样子，因此也难以参照欧洲戏剧传统而对中国的戏曲传统做出如此明确的描述和说明。昨天的开幕式上王博教授说，所有的自我认识都离不开比较和参照。这一比较和参照有时未必总是自觉的和正面展开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只金年会 金字招牌诚信至上知道拿着镜子照自己，那是绝对不可能认识自我的，因为只有参照别人或他者，才有可能获得对自己的最基本的认知。同样，一辈子只读《红楼梦》，也注定是读不懂《红楼梦》的。
话说回来，1924-25年期间，就有这样一批中国学生的，来到了哥大学习戏剧，包括余上沅，还有赵太牟，熊佛西，和闻一多。闻一多当时在美国学习绘画艺术，但也到纽约了，跟他们在一起看戏、学戏，争论有关戏剧的问题，同时也编戏、导戏。自编自演的一出关于杨贵妃的戏，叫《此恨绵绵》。后来他们去波士顿巡演，谢冰心还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配角。我后来发现，余上沅当初到美国留学，家人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攻读政治学。但他到了美国，就把政治学忘到脑后了，一门心思钻研起戏剧来了。说来凑巧，他们当年就住在International House，雅号万国公寓。它就在哥大校园旁边，现在每次我从这里走过，就多了一层亲切感。整整一百年前，这里住着一批充满了活力和想象力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楼里的小礼堂中演戏。回国以后，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创办中华戏剧改进社，发起国剧运动，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与一个世纪前相比，我们今天的条件已大有改进，而且我们有高度国际化的汉学和中国文学研究作为依托和凭借。而他们那个时候，海外汉学还是一个很小、很狭窄的领域。他们在美国讨论中国戏曲，完全得不到学术界的支持，一切都靠自己从头草创。这也正是为什么说我们今天有足够的理由，在这个和几乎其他所有的领域和学科中，都应该金年会 金字招牌诚信至上比他们要做得更好。
因为说到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比较和参照的视野，我提起百年前的这批年轻人。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敢于在大问题上说话。当然，有时他们说的话也不免有些大而化之，或难免一概而论。我们今天的情况不同了，不可能不借助已有的学术成果，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的。我们因此可以做到更细致、材料也可以收集得更全面。二手材料多了，就不再是无所凭借，但凭借弄得不好也有可能束缚住我们的视野、思路和手脚。我们常常说要小题大做，但并不是所有的题目都有大作的潜力。小题小做，就事论事，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长期积累下去，结果也颇为可观。这是一种描述性和归纳式的做法。但是有时我们或许也要从具体的现象出发，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上，讨论一些更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不能不经常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而作为回答，我们不能不着手做一些理论范式方面的工作。
在昨天开幕式的主题报告中，吴晓东教授以风景研究为题，介绍了欧美学界围绕着“风景”而建立的各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于启示性的例子。此类研究范式具有规范性，为我们对相关话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告诉我们如何从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又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与其他的理论范式相互协商。我们固然未必要借助这些范式，而且也不一定非要跟它们对话不可。我们可以不理睬它们，但它们却有可能将你的做法归类，将你的相关研究纳入其中。因此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为什么存在，试图解决什么问题，对于反省我们自身不言而喻、也不加深究的理论前提，金年会 金字招牌诚信至上是大有益处的。没有任何一个范式是全能的，各有利弊得失。在某一个范式之内被视为合理的解释，从另一个范式的角度来看，或许就不成其为解释，至少不是有效的解释。我们在进入研究之初，就应该对此保持自觉。
最后我希望也祝愿我们在座的诸位，能够成为快乐和有获得感与成就感的学人。学术生涯难免寂寞和艰苦的探索，也难免困惑与烦恼。但我刚才说过，学术生涯也会收获友情与温暖。在经历了许多的困扰与不如意之后，也终会迎来一个水落石出、豁然开朗的瞬间。在这一刻，你会发现，你已经不是在那里生拉硬扯、绞尽脑汁地拼凑证据，而是这些证据从四面八方汇合起来，向你靠拢。它们在对你发出呼唤，而不是你在那里徒劳无益地“千呼万唤不出来”。有了这样的时刻，有了这样的体验，你为之所经历的苦恼和困惑都得到了加倍的补偿。这也就是开幕式上彭玉平教授所说的那个瞬间，不是我去寻诗，而是诗来寻我。胡适曾经说过：“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二者能否相提并论，姑且另当别论。但对于发现者来说，从思考、求索和发现中所得到的快乐，都同样是巨大的，是可以相比的。祝愿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在你们今后漫长的学术道路上，能不断地收获发现的喜悦和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