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四“数字人文与跨学科”围绕数字人文理论与技术研究、数字人文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应用研究、中国语言文学内诸学科（文学、语言、文献等）的交叉研究、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互融研究、其他数字人文研究的有关议题、其他跨学科研究的有关议题展开，下设“文艺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数字人文及相关议题”“数字人文与语言学”“诗词文学文献研究”“六朝文献与域外汉籍”“明清文学、文献、历史研究”六个主题，共有来自全球各地的34名博士生进行精彩汇报。
论坛现场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
分论坛第一场主题是“文艺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叶述冕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胡琦评议。
南京大学李昌俊报告的题目是“反殖图景、主体性建构与中国的中心形象：论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印尼表述”。他利用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国文学主流期刊，指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中的印尼表述描绘了第三世界反殖图景以及其中的反殖共同体想象，华侨在写作中塑造出中国作为中心的形象，呈现出冷战格局下第三世界内部特殊的世界感觉。
北京师范大学宋宪程报告的题目是“‘介入’的图像可能与限度——由迪迪-于贝尔曼的政治图像研究引发的思考”。报告聚焦“图像介入”，以巴尔特、奈格里等人为参照，述评迪迪-于贝尔曼的政治图像研究，认为后者指出了“在独特性的具体层面上进行批判”这一图像介入的基本路径。
华东师范大学陶佳宁报告的题目是“义肢、幻肢与异肢：后人类视阈下的残障身体与赛博格思考”。她关注残障身体与辅助增强技术的共生实践，认为其预示了后人类与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交流、影响和依存的未来图景，也为探讨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边界，重新思考物种权利的层级关系以及拓展对知觉与生命本质的理解提供新的视角。
北京大学张子墨报告的题目是“情动赛博格——论青年媒介化展演中的数字具身性”。报告采用情动视角来检视日常展演中的数字具身性，指出情动不仅能借由媒介打造出情动空间，更能成为媒介自身，但也要对其中暴露出的情动异化境况保持警惕。
北京师范大学凌子报告的题目是“脑机接口技术中的‘主体间性’隐喻：一种现象学视角”。报告借助胡塞尔、梅洛-庞蒂和的许煜三人的哲学理论，勾勒脑机接口技术重塑“主体间性”的三条进路，揭示脑机接口对于人类主体所具有的中介转化作用。
胡琦指出，李昌俊在文学的内部发现了新的议题，并且把它放到全球冷战格局中去探讨，视野宏阔，材料翔实；或可与港台、海外的文献进行一些对比，从华侨在不同语境下的写作中找到一些异质性，从而构成对话，还可考虑外交家和文学作者这两重身份对这些作家文学书写的影响。宋宪程对学术史有清晰的把握，“图像作为政治机器的核心”是很有意思的观点，或可考虑以文字介入、声音介入为参照，说明图像介入的特殊性。张子墨试图将“情动”和“赛博格”两个理论结合起来，有很大的理论野心，但需要思考以何者为主线；另外，可以从形式角度看vlog的“触感”冗余，与传统文学中的风景描写做连接性的讨论。陶佳宁的论文梳理了西方语境下“义肢”的解释，还可以在中文语境中对“义”做词源学分析，将神经义肢与汽车、眼镜等传统领域中的辅助工具，以及传统文化中的千手观音等做比较，从而丰富讨论过程。凌子《脑机接口》论文难度很大，目前的结构很清楚，如果本文是博士论文的一个章节，其他章节可以在学术史回顾之上，提出自己的一些讨论，做进一步延展。
数字人文及相关议题
分论坛第二场主题为“数字人文及相关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李林芳主持，岭南大学环球中国文化高等研究院博士后马杰（Maciej Kurzynski）评议。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李昊玥报告的题目是“鼻子的洞察力：清初世界的气味、诗学与世变”。她从钱谦益《香观说》切入，指出钱谦益通过构建“以气味为中心”金年会的“鼻观”诗学，对传统的知识获取假设提出挑战，批判了晚明诗人盲目追求词藻、修辞和韵律的唯美倾向；并从佛学角度回应明清易代，探讨了文字与感觉、诗与诗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由此超越“以鼻观诗”这一单纯文学命题，揭示了动荡时代感官体验如何被纳入文学论述。
山东大学荀朋星报告的题目是“唐代异类姻缘故事中的女性情欲与社会”。报告聚焦唐代异类姻缘故事，分析故事发生的社会因素、女性情欲的不同表现情态等，指出此类故事的悲剧结局突显了私欲与公德之间的张力，从中可以窥见唐代社会中女性情欲部分的真实样态，以及唐代社会对男女两性性关系的真实态度。
西北大学贾星报告的题目是“称谓词‘婆姨’来源辨考”。他关注当代文艺作品中频频出现的“婆姨”一词，通过梳理地方志等文献，指出其独立使用最早出现于明末，该称谓源自晋语地区本土称谓词“婆娘”，而非佛教词汇“优婆夷”，是一个由语音现象导致的词汇现象，转变过程中存在“婆儿[ȵie]”读音的过渡。
台湾大学王斯平报告的题目是“《中原音韵》入声分派——兼论现代北京的音变类型”。报告指出中古入声《中原音韵》以声母清浊为条件，全浊入归阳平，次浊入归去声，清音入归上声，此种音变类型与今天胶辽官话相似。晋中、山东方言与《中原音韵》相同，调型均经历过阴平凹拱，上声平拱阶段。今天北京也大抵与《中原音韵》入声分派相似，差别之处受汴洛地区、江淮地区音变影响。
北京科技大学黄宇维、王媛媛报告的题目是“挑战与机遇：基于过去十年（2014-2024）中国数字人文研究的实证分析”。他们对688名中国数字人文研究者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数据回归分析，发现绝大多数从业者因“有用”而从事数字人文研究，是否“好用”是数字人文面临的挑战；基于CNKI近十年1480篇以“数字人文”为标题词的期刊论文，通过语料库分析英文摘要，发现中国数字人文研究整体仍处于“元学科研究”阶段，研究资源倾向于图书信息管理研究，研究具有以数据为中心、跨学科的特点。
马杰赞赏本场论文的细致、扎实，认为每位学者兴趣点都很突出，同时指出，研究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本领域之外的读者产生兴趣。他认为需要进行抽象思考，让论文形成理论的出口。针对李昊玥的论文，马杰指出近年来认知科学和文学研究之间出现了交流的尝试，并由“鼻观”思及神经元理论，认为“感官转向”可以和新近的研究成果相联系，关于嗅觉书写与读者身体产生的互动，论文还可进一步展开。荀朋星或可将唐代异类姻缘故事置于动物学（animal studies）、后人类主义视域下考察，与相关理论对话，从而得出新的结论。马杰肯定贾星抓住当代文化现象展开学术讨论，但认为佛教对汉语影响很大，“婆儿”从男性人名变为指称女性，含义变化较大，“婆娘-婆儿-婆姨”视觉上的字形变化也较大；如能提供更多受晋语方言影响词语的例子，论点会更具说服力。关于调型变化的内在动因，马杰希望王斯平给出更具体、明确的回答。关于黄宇维、王媛媛的论文，马杰认为数字人文中有非常多具有启发性的因素，让我们对文学理论、文化理论产生新的理解和视角。在“有用”之外，数字人文那些“无用”的部分，具有新的阐释空间和潜力。王斯平对提问做出回应，郑伟莉参与讨论。
数字人文与语言学
分论坛第三场主题为“数字人文与语言学”，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雷瑭洵主持，明治大学法学部教授陶安（Arnd Helmut Hafner）评议。
复旦大学秦鸿雁报告的题目是“论殷墟甲骨‘妇某（来）’是一种特殊叙辞”。报告从辞例格式、位置关系等方面分析，认为“妇某（来）”是一种特殊叙辞，记录了正面卜辞的莅卜者信息。这一发现，有助于进一步廓清记事刻辞的边界，拓展对甲骨文辞辞式的认识，证实殷商占卜过程中有莅卜者存在。
香港大学向纾、张沛莹报告的题目是“西周金文‘子孫永金年会寶用’套语英译初探”。报告立足西周金文中“子〓孫〓永寶用”套语的英译问题，探讨汉学家对出土文本的翻译实践。她们根据“其”、“万年”、“子〓孫〓”、“寶〓/保”、“永寶用”、“享”等片段，对不同译法进行比较和分析，指出词性的翻译应考量铭文的上下文及用法，翻译中国古典文献和出土文物时，须高度重视其历史文化背景。
香港浸会大学陈宇曦报告的题目是“儒家观念‘仁’在竺法护佛经汉译中的使用与影响研究”。报告关注西晋译经家竺法护在佛经翻译中对“仁”的高频使用，通过分析“仁”在其所译佛经中的出现频次，指出“仁”字在竺法护译经中有三种使用方式，即书面语、口语，以及“格义”的产物。“仁”在佛教偈颂中多指“爱”或“仁”；作为口头语出现时，多用作第二人称代词；作为格义术语时，用于翻译佛和菩萨的名字。她认为，译经中“仁”的运用更多反映出中古时期发生的汉语音变，少数情况下亦反映出儒佛互动。
复旦大学郑伟莉报告的题目是“基于数字人文与智能文献学的《通志·六书略》音注来源分析”。她从“远读”角度把握文本整体特征，通过数字人文技术将2318条郑樵《通志·六书略》音注与《说文》《广韵》《集韵》《类篇》等古籍进行数据比对，发现《六书略》与《类篇》相似度最高，验证了《集韵》《类篇》是宋代“相副施行”的“双轨制”篇韵的观点，识别出4条郑樵沿用《类篇》的误注。论文提供了音注来源的量化依据，也为传统文献学和音韵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清华大学邵同琨报告的题目是“为‘无声的中国’赋声：以重审国语运动为参照重审鲁迅的语言观”。他指出，语音中心主义不应成为研究国语运动的预设性理论前提，鲁迅语言观与语言实践从“文以载声”到“文以传声”的转变及其所呈现的“断裂的延续”、语言观与语言实践之间的裂隙、语言观内部的裂隙，都与相应时期的国语运动有复杂关联。
陶安指出，秦鸿雁的论文对甲骨文的整体认识颇有意义，研究方法与古文书学有相似之处，建议调整引文格式、释文与摹本体例，不必把《周礼》当成参考体系，整理甲骨内部的信息已经足够有价值。郑伟莉论文数字人文味最浓，陶安提醒数字人文研究要保证结论可复原性，本文用了很多加工后的数据，未来应将相关数据一并公开；陶安对余弦相似度分析均未出现负数结果提出质疑，认为相似度最低的《玉篇》不应也是正数。陈宇曦的论文对佛教东传、魏晋玄学大盛的历史背景做了详尽介绍，也正确指出所谓“格义”一般被理解为道教概念；如果想用“仁”字出现次数（绝对数）来说明问题，需说明这些词在文字的总数中占多大比例；要探索佛教与儒家的相互作用，在定量分析之外，还需对佛经文献和非佛经文献中的词语做一些定性的分析和比较。向纾、张沛莹的《西周金文“子孫永寶用”套语英译初探》目前的结论比较简单，还可以对语法结构做更深入的分析。
雷瑭洵指出，邵同琨的论文以语言作为切口，讨论这个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总体来看很有意思，但文章对“声”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游移，需要思考清楚语言学里的“声”和鲁迅在通俗语文中使用的“声”是否有联系，鲁迅作为术语的“声”和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声”有没有关系。
诗词文学文献研究
第四场主题为“诗词文学文献研究”，岭南大学环球中国文化高等研究院博士后马杰（Maciej Kurzynski）主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飞跃评议。
韩国高丽大学陆淑婷报告的题目是“朝鲜时期所编中国词选本研究”。报告聚焦于朝鲜朝文人自编的中国词选本，介绍了7种朝鲜半岛自编词选本的情况，并重点探讨了4种现存词选本的编纂方式和所选内容，由此再现朝鲜朝中国词类书籍的传入、编纂、刊行、流通等阅读和出版实况。
北京大学宋佳骥报告的题目是“从移位到流水句：几类唐诗话题句的解读”。报告认为唐诗的很多话题句，话题和述题可以是通过各自NP的指称对象的相关性建立联系，更可以金年会是本身各自构成小句，整个诗句由流水句紧缩而成。比照普通话口语的平行用法，可以进一步讨论汉语话题结构的性质：话题与述题的关系越紧密，越接近典型的主语，关系越松散则越接近典型的流水句。
南京大学王燕君报告的题目是“语助喜罗：虚字与宋代文章的书写困境”。报告从语言修辞的角度考察宋代文章的卑弱之风，指出虚字频用致使宋文陷入卑弱疲苶之境，这一修辞手法却因方便效拟等原因被后世士子奉为科场时文之“密技”，亦滋生出诸多拙劣效拟之作。
京都大学徐新源报告的题目是“论韦应物的诗体选择”。报告通过分析韦应物现存全部561首诗的创作时期、表述类型与诗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韦应物总体上偏爱以五古表达，大历十三年后，酬赠对象的变化和复古主张的解放导致有声病五律迎来创作高峰。妻子去世的打击、远离政治中心，以及独白题材的拓展等因素综合造成其晚期的律诗数量大幅减少。
京都大学于恒超报告的题目是“声律史上的贞观朝四言诗——以《翰林学士集》为材料”。报告基于现藏于日本名古屋真福寺《翰林学士集》残卷，考察贞观朝四言诗声律的特点。此时，南北朝的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声病依然有很强的解释性；平仄律与四声律共存，其中平仄律优先；换头术等高宗朝的声律规则基本没有实证。平韵诗和仄韵诗的声律形式也有不同，二者的声律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平仄谱描述。
李飞跃指出，五篇论文都很用心，对相应领域有启发，他提醒同学们写论文要注重事实的整体性，不能只选对自己有利的材料。针对于恒超的论文，他指出唐诗的四言研究较少，需要注意，四言、五言、七言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增加了几个字，其节奏也不同；节奏影响声律，四言诗的功能（雅乐、歌辞）也影响声律；需要探讨现在的平仄律体系和当时的平仄律是否相同，可能发生什么变化等。对于徐新源的论文，他指出韦应物五古学陶较多，可能受前人典范的影响，与其酬赠对象也有关；王力提出的标准模型的律诗唐代极少，多为拗体，量化分析时还要明确各体标准；论证复古，还要论证其是否反今。王燕君的报告要进一步增加自己的分析；对文章中虚词的考察，还与语言学有关，还应关注短句到长句，言文合一的历程等问题。
李飞跃认为，宋佳骥的论文专业性强，反映出把文学现象还原成语言学、字词现象的趋向，这种方法虽然细致，但可能会失去分析诗歌艺术效果的有效性，应对科学、客观化研究有所反思，拓展诗歌研究中存在的“可能性”“多样性”而非“一致性”。陆淑婷的论文在文献上拓展了域外文献的词学视野，对于词体观念、词形态功能的认识，给人很大启发，还可以进一步探讨。
六朝文献与域外汉籍
分论坛第五场主题为“六朝文献与域外汉籍”，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张学谦主持，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童岭评议。
复旦大学李非凡报告的题目是“比并不例：六朝义疏学中的‘论议’规则”。他从敦煌写卷P.2947及成贤斋026所载《八并明义》一文切入，探索六朝“论议”的术语体系，指出“八并”的句式通行于佛、道，亦见于皇侃、刘焯等人所撰南北朝经学义疏及历代礼议。唐初贾公彦《仪礼疏·丧服》中保存的“问比例”“比并不例”等规则，是较“八并”更为严谨的归纳法，其源头则被追溯至何休《公羊解诂》中的“据彼难此”。魏征、孔颖达等人对“论议”传统的流弊多有批判，借由《五经正义》删定旧疏中“一一比并”之处，最终重塑了唐以前经学的面目。
四川大学武明秋报告的题目是“浅谈中国禅宗语录对越南禅宗语录的影响”。报告梳理了中国禅宗语录在越南的传入与发展过程，并根据6部典型的越南禅宗语录，分析其特征与价值。指出中国禅宗语录很早就传入越南并被积极吸纳。10世纪之后，越南逐渐出现禅宗语录的汉文作品。到了陈朝时期，禅宗语录达到鼎盛。
南开大学阮氏云琼报告的题目是“越南写本《老窗粗录》俗字研究”。她对越南汉文写本小说《老窗粗录》进行考察，力图金年会归纳越南汉字俗字的构造规律及书写习惯，同时结合《老窗粗录》原件对《越南汉文小说集成》误录误释的俗字进行校正。
北京师范大学国本延爱报告的题目是“日源音乐术语的演变和汉化——以‘升号’‘降号’为例”。报告关注日源术语进入汉语后的演变类型和过程，从现代汉语中常用的音乐术语“升号(sharp)”和“降号(flat)”切入，指出二者经历了由日源术语为主到自源意译术语的替换过程，其发展演变与现代汉语史的“简-繁-简”的发展规律有共性，“升号”和“降号”的演变模式与学科发展模式有共性，日源术语到自源术语的置换也构成了一个连续统。
华中科技大学王进、黄仁瑄报告的题目是“汉语音义文献自动分词研究——以唐五代佛典音义为例”。报告以唐五代佛典音义文献自动分词基础技术研究为切入点，微调训练唐五代佛典音义文献自动分词模型YinYiBERT，取得了95%以上的准确率，很好地验证了微调模式在音义文献处理中的可行性，从而为后续汉语音义模型的构建提供了参考。
童岭肯定了李非凡大量利用佛经、经学、文学文献，搜罗大陆、台湾、日本、新加坡文献的做法，建议把“比并不例”建构为六朝义疏学“论议”的凡例，运用学术史上关注不多的写本文献；还需对“比并不例”的话语内涵和使用语境做明确说明，把核心概念的准确内涵和外延框定出来。武明秋的论文中“中国禅宗语录对越南的影响”这一主题可以扩展；目前对文本形式、内容和语言的讨论相对较少，可进一步阐发；在梳理越南禅宗语录的基础上，扩大到东南亚文化圈整个来看文明圈的波澜效应和辐射场。阮氏云琼论文信息量很大，对28例俗字做了详细考辨；俗字研究可以参考敦煌俗字、写本俗字、中古汉魏六朝碑的俗字，还可以考虑阐发文字背后的思想。
童岭指出，国本延爱的论文以两个音乐术语切入，体现宏大主题，可以参考日源术语到自译术语的替换过程中其他领域学者的相关研究，两个术语作为文本个案在广度上稍有不足，今后可以加入更多音乐术语，还可以把音乐研究层面的学者放进来一起考察。王进、黄仁瑄的论文提供了高效的自动分词工具，文献方面，取样时可以把域外所藏唐五代佛经典籍投喂给语料库，如水谷真成《佛典音义书目》、《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日藏释行瑫《内典随函音疏》、空海《金刚经一字顶轮王仪轨音义》。
明清文学、文献、历史研究专题
分论坛第六场主题为“明清文学、文献、历史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博雅博士后高树伟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兴陆评议。
马来亚大学纪学玲报告的题目是“《红楼梦》马来文译本 Mimpi Di Mahligai Merah 翻译生产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她聚焦《红楼梦》马来文译本Mimpi Di Mahligai Merah（MDMM）的翻译生产过程，通过副文本和访谈，重构了MDMM的翻译生产网络，分析人类行动者（如发起人、译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如文本、出版机构）在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动态作用，揭示各行动者如何通过不同资本转换等方式推动翻译项目的顺利进行。
香港中文大学刘祎报告的题目是“类书研究的书籍史进路：概念、语境与方法”。报告提出以中古类书为中心建构书籍史方法论，认为通过把握类书与其它要素之间的各种关系，可以从文本、目录和发展史的不同层面建立书籍史研究范畴，进而彰显类书研究作为新的文献领域的个性。
复旦大学田志豪报告的题目是“论明代戏曲插图的运事传情机制与饰观功能”。报告关注明代戏曲插图的体与用，认为“图文互证”文化传统为插图参与戏曲文体建构提供了可能，戏曲插图以运事、传情、饰观的三元和谐统一体形式，参与戏曲多重文本对话。
暨南大学杨玉琳报告的题目是“明清坊刻通俗小说的时空分布——基于数据库与GIS的可视化研究”。她利用GIS技术，通过对比刊刻时间、书坊、出版中心、出版题材等数据，考察明清两代书坊刊刻通俗小说出版中金年会心的变迁和小说出版题材的变化。
首都师范大学于亚飞报告的题目是“康乾时期巡狩赋中的政治意蕴探微”。报告从润色鸿业、谏颂传统角度考察清代康、乾两朝巡狩赋创作，指出巡狩赋承担了代宣王言的作用，构建了遵循古礼与中华治统的儒家天子的理想形象。他认为，清帝保持其族群精神的巡狩活动，在士大夫笔下，纳入到汉文化体系当中，展现出儒家政治文化的强大向心力。
北京大学张静报告的题目是“明中叶以后吴中科举‘脱嵌’与地方精英的‘社会’转向”。报告从地域研究、社会学视角切入，注意到明中叶以后吴中部分士人“不求仕进”，从科举中“脱嵌”后，进入地方文化社群，构建地方社会。张静认为，吴中科举“脱嵌”根本原因在于吴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及其与朝廷整体发展阶段之间的矛盾。基于经济基础的变化所产生的新、旧人生选项的更替，是明中叶以后吴中士子与既定路径“脱嵌”及“再嵌入”社会的实质。
新加坡国立大学张鑫诚报告的题目是“斯文再植——文化中华与中古传统视野下的晚清南洋骈文”。报告以文学社团及其社记为中心，关注晚清南来士人在南洋复兴汉文化的文学、思想与社会诸面向动态。他指出，南来文人通过浓厚的中原文化事类来描绘自身所处的文化社群，以骈文复归汉唐“斯文”传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股“政治帝国衰解”与“文化中华重建”对流风向。
吉林大学曹磊报告的题目是“王懿荣购藏越王州句剑的时间蠡测及相关问题研究”。报告根据近年来刊布的晚清金石学者书信，认为王懿荣在西安购藏越王州句剑的时间应在光绪八年九月底或十月初，指出剑铭较早著录于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原剑在王懿荣入藏前后即已断裂，并推测剑之上半及柄的遗失情况，对与此剑相关书信、函札信封进行考辨。
周兴陆赞赏刘祎论文的丰富材料、理论思考、细致辨析，他指出，研究类书就是在探索中国人的知识和意义世界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此外，刘祎还可以把类书研究与近代兴盛的博物学贯通起来，思考中国人的知识建构。于亚飞的论文颇有创新性，文章最后对“新清史”的批评也值得注意，或可进一步上升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的高度，这样既有理论价值，对历史的认识也更深刻，从康乾时期的巡狩赋中可以启发我们今天如何对待西方文明。张静采用社会文化学的方法，结论可信，通过文章的结论能够理解吴中文学、文化的特征，还需注意吴文化自身强大的传统和朱元璋对江南富人的打击。
高树伟指出，纪学玲运用社会学分析方法讨论《红楼梦》马来文译本的翻译过程，揭示翻译背后的运作机制，分析透彻；但用单一视角回应问题，会有天然局限，建议适当结合翻译文本补充分析。田志豪的论文追本溯源，结合具体个案探讨明代戏曲插图的运事传情机制和饰观功能，有不少创见，建议加强学术史梳理，明晰相关分类标准。杨玉琳的论文基于数据统计和GIS可视化分析，揭示了明清坊刻小说在时间、地域分布等方面的特点，建议补充说明搜集数据的标准，处理、呈现数据的方式是否会对解释问题产生影响。张鑫诚以文学社团、文类选择来讨论晚清南来文士的思想取向，很有启发，但在材料方面集中一篇社记、一个人，需要充分解释其代表性，这些材料能否代表“晚清南来士人”这个群体。曹磊的论文讨论王懿荣购藏越王州句剑的具体时间及相关问题，考据严谨，结论可信，但要注意聚焦，非核心问题可以从略。
刘祎作分论坛总结发言。他表示，本次分论坛参会论文跨学科、跨文化研究色彩浓厚，不同的学科、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产生许多新概念、新方法、新问题，期望对具体学术领域的推进产生一定的价值。
文字：上官国风、张子阳
排版：吴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