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二“跨文明与超现代：人文学研究再出发”下设“跨文化与海外华文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民间文学与外国文学专题”四个专题，分五个场次进行，共有来自全球各地的31名博士生进行了精彩的汇报。
跨文化与海外华文文学专题
论坛第一场的专题是“跨文化与海外华文文学”，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张丽华主持，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林姵吟评议。
哥伦比亚大学王佳琪报告的题目是“‘声传风’：传统中国的声音、听觉和远程通讯”。报告重点探讨了“电话”在近现代中国的翻译与接受。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将“telephone”译为“德律风”，这一翻译基于中国传统对“风”的理解，风在古典语境中是声音、谣言、情感等的传播媒介。尽管当时知识分子已接触现代科学，但“风”仍是他们理解电话的关键范式。电话作为声音传递的媒介，体现了本土话语的潜力，为现代读者提供了理解声音媒体与远程通信技术的新视角。
台湾大学张康文报告的题目是”晚清小说与境内、归侨、境外位置：以‘南洋华工’的书写为例”。张康文聚焦于晚清小说中的“华工”与“南洋”再现，指出晚清时期随着华工境遇受关注，文学界开始书写华工题材。现有研究多集中在中国境内的华工书写，而境外侨民与归侨作者的贡献则鲜为人知。报告通过比较境内、归侨与境外小说的异同，探讨了作者位置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强调晚清文学不仅书写世界，更开启了一个“多重世界”，提议从空间和时间上拓展晚清文学与华文文学的研究范畴，并倡导中国文学“内部”的比较文学研究。
香港大学马珺琳报告的题目是“避难与团结：陈蝶衣在20世纪50年代香港对战时中国的另类电影叙事”。报告概述了陈蝶衣在上海和香港的跨媒介活动，及其在文学、印刷、电影和流行音乐领域的显著贡献，重点介绍了陈蝶衣作为编剧的职业生涯，以及他如何在左右翼电影公司争夺正统性的背景下，通过战争电影商业成功后，转向创作倡导和平与团结的另类战时叙事，巧妙规避冷战审查。马珺琳以《桃花江》和《湘西赶尸记》为例，指出香港国语电影不仅是冷战宣传的载体，更是题材和意蕴多元探索的空间。
普林斯顿大学黄舫湲报告的题目是“秘密的基础设施：冷战时期的情报机构与麦家间谍小说中的秘密美学”。报告以麦家《解密》和《暗算》两部用冷战为背景的间谍小说为例，提出了“秘密的基础设施”这一概念。它不仅指向秘密赖以生存的情报技术和组织机构层面的基础设施，还包括和“硬件”基础设施相辅相成的秘密效应，即这些物质基础设施在美学、话语、认知和感官层面的软性影响。黄舫湲认为，间谍小说不仅为传达情报机构和国家机密运作的政治内涵和情感向度提供一条特殊途径，还作为一种美学形式构成了秘密的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北京大学冯淑娴报告的题目是“汉字的牢笼：黄锦树的诗学问题与小说实验”。冯淑娴在文中探讨了黄锦树对汉字问题的诗学思考与小说实验。黄锦树从文论出发，将“文”的问题转化为“汉字”的问题，指出汉字的美学律令源自章太炎的国学建构，这一建构使汉字再结构化，携带了创伤现代性。为打破“汉字的牢笼”，黄锦树提出两条探索路径：一是从言出发，为方言土语赋形；二是从文出发，激活汉字字形的再生产。由此，黄锦树的语言文字实验向我们展示了某种汉字未来诗学的可能性。
康奈尔大学杜云飞报告的题目是“地方志、生态智慧与生态诗学：陈年喜的打工诗歌”。报告引入“地方志”的概念来揭示陈年喜诗歌中物质性、病理性与情感的三元联结，借鉴加塔里的“三种生态学”理论，探讨其在后社会主义背景下对生态批评的潜在贡献。此外，报告还提出了将“地方志”作为生态批评方法，来解读陈年喜诗中反复出现的生态哲学主题，并阐述了其在资本世时代的生态美学实践。
林姵吟指出，六篇文章在跨文化的视野中展开，处理了丰富且有趣的课题，内容相互链接且彼此呼应，继而对到场五位同学的报告进行了逐一点评。王佳琪的报告从媒介史、科技史等角度切入，对听觉的接受进行了天马行空的演绎，如能从“公与私”“情感与经济”等角度对“电话”的文化意涵展开更为深入的分析，话题的讨论将更加透彻与充分。张康文的报告将研究对象进行了清晰的分类，但在“境内”“归侨”“境外”等分类的界定上仍须做更为细致的处理，建议联系史书美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华语语系的“内部他者”问题。
林姵吟认为，马珺琳的报告选取陈蝶衣为个案展开了精彩的文本分析，侧重观照其来港之后的在地化过程，建议从学术史的视野出发做长时段的脉络追踪，纳入更多罗曼史主题之外的影片类型作为补充。冯淑娴的报告对文论概念的分析深刻准确，“牢笼”意象的把握也恰如其分，如能联系王德威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进一步追踪黄锦树对“文”与“言”的考索与实践，或可进一步敞开讨论的空间。杜云飞的报告从三个新颖的生金年会金字招牌信誉至上态学概念出发解读陈年喜的诗歌，但应注意三个概念之间是否存在交叉和重叠，建议突破打工诗歌的范畴寻找更具统摄性的框架，进一步反思诗人非典型的崛起在全球流动视野中的价值与意义。
论坛现场
现代文学专题A
论坛第二场专题是“现代文学”，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李国华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风评议。
关西大学陈晓淇报告的题目是“晚清科学小说的改写：鲁迅译‘造人术’中教授形象的演变”。陈晓淇经考证确认，鲁迅译《造人术》源自《泰西奇文：小说》第三篇《造人术》。报告探讨了教授角色在英、日、中三版间的形象变迁，指出原抱一庵将原作中偶然成功发明“生命胚胎”的教授改写为以“造人”为终身目标的成功者，鲁迅在此基础上深化，塑造了孤僻沉静、不善言辞的中文教授形象，赋予角色独特光彩。
华东师范大学张炎报告的题目是“天国的摩罗：鲁迅与但丁关系考论”。报告指出，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借卡莱尔的但丁论说提出“心声”文学观念，受谢来耳《世界文学图史》影响，以“世界文学”“诗”等命题介入，完成摩罗诗派介绍。在日本“但丁热”氛围下，鲁迅以但丁为牵引建构自我“心声”理论。归国后，直至1936年，鲁迅在但丁《新生》延展出的爱的主题、“文艺复兴”观念等问题追问下，继续深化但丁知识，并完成了对但丁的生命体认与互动。
北京师范大学杨颖斐报告的题目是“不以啮人，自啮其身：《野草》‘自我解剖’的缘起与路径”。报告指出，《野草》是鲁迅在“第二次绝望”时的心灵与身体探寻历程。从留日早期的“个”的自觉意识，到“五四”时期《自言自语》对“心声”“内曜”的遥承转写，再到“后五四”时期对具身化经验的不断检视，共同促生了鲁迅独特的“自我解剖”意识与技术。《野草》不仅与《呐喊》第一阶段写作相隔数个具身性思考的文学活动，还早于“杂文的自觉”，奠定了鲁迅文学的“存在与虚无”本体论意识，开启了其艰难的自我清算与新的远征。
日本名古屋大学胡胜报告的题目是“‘左翼的鲁迅’在日本：鹿地亘与战后日本鲁迅论的生成”。报告指出，流亡中国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鹿地亘，其鲁迅论对战后日本鲁迅论的生成有重要影响。鹿地亘与鲁迅的交往塑造了他的文学观和革命理解，他通过翻译传播鲁迅杂文，推动了鲁迅思想在日本的接受。战后日本知识界论争中，鹿地亘提出“革命人”的文学观，强调文学与革命的结合。尽管其鲁迅论长期被“竹内鲁迅”论掩盖，但以中野重治的接受为线索，可挖掘出“左翼的鲁迅”的接受路径，为日本鲁迅研究提供新视角。
北京大学陈凯迪报告的题目是“中国留美学生‘胡适’的形塑——以美国报刊对胡适留美时期的报道为中心”。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已作为优秀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报刊上崭露头角。1914年胡适获康乃尔大学卜朗吟征文奖，被美国多家报刊广泛报道，成为其留学时期的高光时刻。通过梳理《康乃尔每日太阳报》和《绮色佳晚报》等报纸对胡适的系列报道，可发现美国报刊对胡适优秀中国留学生形象的塑造过程，以及胡适个人通过社团交际、演说、撰写报纸文章等方式积极形塑自身形象的主观努力。
王风认为，本组的五位同学虽然处理的都是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作家，但是都从新的视角出发提供了新的理解。陈晓淇研究的对象“造人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这一概念在不同语言背景下的归类仍需斟酌，建议将文本的对象规模加以扩充，将研究的用意进一步落到实处。张炎的报告承续了郜元宝研究的视角和思路，须注意鲁迅对但丁的接受是有所偏重的，放置到“地狱”和“鬼魂”的路向展开考察可以将研究引向深入。
王风指出，杨颖斐的报告追踪了《野草》的来历，在文本的理解方面较为全面和细致，但在写法上应处理好文题与内容的联系，充分调动相关的文本形成材料的对证。胡胜报告选取的对象亦颇具学术价值，线索的追踪和梳理清楚明白，值得思考的是文章的重心应放在鲁迅本身还是战后日本对鲁迅的接受，建议在对话竹内好的同时将丸山昇也纳入讨论的范畴。陈凯迪的报告发掘了一批前研究未曾关注到的材料，进一步追踪可以为胡适研究提供补充的视角，建议将各个刊物的性质和规模加以明晰，纳入其他的留学生作为参照，进一步思考自我的形塑如何产生传播的效应。
现代文学专题B
论坛第三场承续了“现代文学”的主题，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季剑青主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开发评议。
华东师范大学姜俵容报告的题目是“清末民初小说阅读机制的建构及其知识来源”。报告主要探讨了清末民初小说阅读机制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的生成与变迁。近代知识精英通过人性话语确立小说阅读合法性，并与人性、欲望相连，同时划分出“理想派”和“写实派”。小说阅读也成为“治心免病”之法，与卫生、疾病等产生意象性联系。此过程中，“移人”功金年会金字招牌信誉至上能被广泛接受，但其机制被解释为催眠，抹杀了“读者”的主体性。而以“情感”为纽带的创作－接受共同体的建构则为“读者”改变被动接受地位提供了契机。
香港中文大学沈彦诚报告的题目是“生命哲学如何进入长篇小说？——张闻天的《旅途》与柏格森译介”。1920年代初，张闻天译介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并通过歌德形成独特文学理解，以长篇小说《旅途》为生命哲学赋形。该小说在生命哲学视角下重新界定爱情、自然、革命、个体的意义和关联，创造了抒情主体为核心的长篇小说形式。但这种形式也面临困境，折射了生命哲学在1920年代中国的处境，并与“反启蒙”的时代语境下与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产生对话可能。
北京大学张明慧报告的题目是“主体如何达成情感理解——生活与时代的《留情》之声”。《留情》作为张爱玲《传奇》增订本的首篇，却较少受学界关注，其文学评价在大陆存在空白。小说从初版本到增订本，讲述了深刻矛盾如何以“情”自然和解，暗含独特的时代精神潜结构。在私人性“刺点”的孤独感与心灵困境中，它试图寻求生活与时代在“千疮百孔”之后新的粘合可能。其“留情结构”的认同不依赖外部事件，而是向内唤醒温情、理解旁人、继续日常生活心理内景，或许显现了张爱玲在时代转折中的历史精神需求。
华东师范大学何卓伦报告的题目是“‘虚构’里的诗与远方：城市生活与马原虚构小说观的历史生成”。马原的“虚构”文学实践不仅是一种反叛性写作技巧，更与后革命时代的城市生活经验和个体化文学经验紧密相关。马原童年时的文学启蒙培养了其“虚构”潜能，1980年代拉萨的城市文化氛围将此激发，使其作品在文本享乐中创造出“诗与远方”的神话。作家成长线索萌芽于1960年代，结果于1980年代，城市生活的庸碌与城市空间的丰富驳杂相反相成，共同推动了后革命时代文学态度和写作伦理的变革，为先锋小说的理解提供了社会史视角。
北京师范大学白新宇报告的题目是“周作人留日时期文学观念的内在理路与受容资源——以周作人阅读史为线索”。周作人受梁启超“国民”思想影响，高扬“精神”价值，避免国家本体崇拜；同时，受章太炎订孔学说启发，批判孔子删诗，借德国浪漫派理解将“诗言志”转写为国民文学表达，使文学获得深远的政治能量。周作人通过创造性编译《文学概论》，与章太炎文学观对话，批评其将学术文章纳入文学，但潜在继承其对文章语的坚守，以“文”介入晚清思想革命活动。
南京大学王鑫羽报告的题目是“‘想象’的概念史析论”。“想象”在中国古代多表“回忆”“缅怀”之意，而作为中国文学理论核心的“想象”概念，实为清末民初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在中西对接过程中，“想象”经历了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增添了创造性等新意涵，并逐步成为中国文论核心。研究“想象”概念史，不仅为古典文论与诗学现代转换提供了例证，也揭示了中国现代文论话语共同体的形成路径，对当下及未来文学理论建构具有参考价值。
北京大学姜岩报告的题目是“重访 1933：‘整理国剧’与中国现代戏曲史学的革新”。20 世纪 30 年代兴起的“整理国剧”思潮，直接继承“国剧运动”遗产，确指“国剧”为京剧并参透其传神写意的艺术特质；同时接续清末戏曲改良运动未竟的事业，“整理”携带“改良”的视野，相关实践便从现实出发，探询、整合并重构历史，是为对中国现代戏曲史学的革新，表现在发生原理、通史建构和史学理论三方面，又分别在齐如山、徐慕云、王泊生于 1933 年前后的戏曲观念与实践中体现出来。重访此年份，重述此历史，能展现危机时刻戏曲及戏曲学人的生动和能动面相。
复旦大学廖伟杰报告的题目是“面向合川人民的抗日宣传：路翎早年的文学实践”。1938-1939 年，路翎等人为进行抗日宣传，在《大声日报》第四版主编《哨兵》副刊，直接参与发动合川抗日群众运动。他通过散文创作融入江南记忆，试图打破合川民众的地方意识，引向民族国家意识。为疗救自我及提醒重庆人民勿忘国战，路翎征用、召唤甚至重构私人记忆。其办报和写作策略是将地方情结整合进民族国家意识，询唤新的主体性，为抗战建国语境下新国家的重造奠定基础。此时期，路翎在散文和小说中塑造了他所心仪的前线抗战军民的主体形象。
罗岗就前四位同学的报告进行了评议，指出四篇论文涵盖了从晚清到新时期80年代的小说研究，跨度大且内容丰富，整体质量较高。姜俵容从跨学科的新颖视角出发，探究了晚清民初小说阅读机制的生成，把我们对梁启超小说思想的理解拓展开来，但最后部分关于新文学与催眠术关系的讨论跳跃较大，建议另写一篇文章深入探讨。沈彦诚和张明慧的报告都关注到了两位作家不受关注的文本，前者自觉吸收了王汎森、张历君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张闻天的小说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但在金年会金字招牌信誉至上论述过程中应当注意避免二元对立的思维，更多地观照“启蒙”与“反启蒙”之间的连续性，进一步加强对张闻天与卢卡奇联系的探究；后者自觉运用罗兰·巴特的“刺点”理论，对张爱玲文本中视觉与语言展开了细腻的分析，建议进一步思考大时代变动与“留情”结构之间的关系。何卓伦调动大量马原的自述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但应对文本自身的性质予以注意，通过材料的分析与考辨进一步确立起对文本的支撑。
黄开发就后四位同学的报告进行了评议，首先肯定了同学们在实证研究方面做出的努力。白新宇运用材源考的思路考察周作人留日时期的阅读情况，抓住取舍之间的细微处探究其文本建构的内在理路，如将晚清国粹派纳入第一部分材料会更加充实。王鑫羽运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清晰阐述了“想象”在中西语境的意涵变迁，资料翔实且用力甚勤，但在前后论述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上仍需多加留意。姜岩力图通过“重访”为日益丰富的戏曲史研究添砖加瓦，选择了三个典型戏剧家探究其助推戏曲史理论建构的实践，建议去除开头的概念史讨论，结尾处加强对戏曲史著作写作方法的反思。廖伟杰通过丰富翔实的材料考察了路翎在合川的一系列文艺实践，结合具体的事例分析了路翎的性格特点、政治立场和文学特质，在材料的使用方面始终坚持了较为审慎的态度，总体上把路翎的生平的创作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当代文学专题
论坛第四场专题是“当代文学”，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路杨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评议。
北京大学毛馨儿报告的题目是“缔结共同体：社会主义电影中的寻亲叙事”。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电影中出现了一系列“寻亲”叙事，这些影片虽题材各异，但共享着寻找亲人/友人/爱人的叙事及团圆结局。这种寻亲逻辑自《白毛女》中的喜儿始，便与“新社会”概念联结。新社会为寻亲逻辑提供了伦理自信与文化想象，寻亲叙事重现了新社会内部缔结共同体的仪式，确立了新社会的情感强度。寻亲叙事还刻画了“寻找”和“误认”，促使新形象涌现，生成了包含“遍寻”意识和归属感的浪漫地理学，背后蕴含着新社会缔结共同体的时代和制度特征。
复旦大学肖家宝报告的题目是“‘政治’中的抒情及其限度——胡风《时间开始了》中的个体经验与革命历史”。《时间开始了》是胡风受公共政治事件、个人处境及思想情感变化激发而创作的诗歌，体现了个体经验与革命历史等多重矛盾关系。胡风的文艺思想对诗歌创作影响深远，通过个别性表达的创作机制催生了中国新诗的新抒情主体。但从个别者、主观性角度理解革命政治，难以生成共有的“政治经验”，这可能危及“政治抒情诗”的基本形式合法性。
西南大学黄英豪报告的题目是“‘社会主义中国’文艺主体的创生：冷战、内战世界与《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创作及其域外经典化”。《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以“冷战”“内战”的世界观念为叙事主脉，展现了中国乡土旧世界中主体经验的移换与农民主体意识的确立。丁玲的写作过程与土改运动同步，她在多方面省思拓进，促成了五四文艺范式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范式的转轨。该作品以其独特的“世界”文学实践构型，成为中共与苏联结盟的文化桥头堡，并在苏联率先得到经典化。苏联评论家强调其中的自由、解放、人道主义等意涵，建构了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的普世性文化体系。
武汉大学韩佳童报告的题目是“1966年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钩沉”。1966 年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是当代中外文艺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会议本为声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而举行，却因苏联作家在开罗另组会议而具备双重“紧急”性质，既“紧急”反帝，又“紧急”批判分裂行为。这一变化大大增加了会议筹备难度，也使会议现场情形变得十分复杂。出席会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名单的变动折射出当代文艺生态的调整。会议期间精心安排的文艺表演代表着当代文艺取得的最新成就，成为透视当代文艺“世界化”实验的生动样本。
中国人民大学高美报告的题目是“‘轻’‘重’之间——1985年新武侠小说‘冲击波’考察”。1985年新武侠小说迎来黄金时代，形成爆发式“冲击波”，既显现大众阅读分化趋势，又与出版体制改革等现实因素紧密相关。通过读者反馈可见，新武侠小说热潮除消闲外，还与纯文学共享知识焦虑等，是一场群众性文化实践。某种程度上，新武侠小说忠实继承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传统。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应对措施，牵连出普及与提高的辩证法，也显现出该阶层对1990年代现代性文化前奏的失察。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冯子涵报告的题目是“从‘爬格子’到‘搞文字’：电脑写作与 1990 年代中国文化产业化中文学的位置”。报告探讨了几十年来中国作家采用个人电脑作为新“笔”如何助力文学融入文化产业，并重新将写作劳动概念化为文字处理。冯子涵首先回顾了改金年会金字招牌信誉至上革开放初期中国信息热潮背景下，书写工具从纸笔到电脑的变迁史，驳斥了官方新闻报道和作家“换笔”叙述中“效率”的神话，指出电脑虽简化了出版流程，却也模糊了起草与编辑的界限，继而通过分析陈村叙事中“搞文字”的三重内涵揭示了作家在掌握先进写作技术以维持其文化权威方面的焦虑与矛盾心理。
贺桂梅首先对年轻研究者不带偏见地选择前三十年作为研究时段表示肯定，继而对六位同学的报告进行了逐一点评。毛馨儿对社会主义电影的分析，不局限于“寻亲”这一叙事模式本身的概括，还揭示出了模式背后的历史语境、情感诉求乃至潜意识，把话题定位在共同体塑造的层面恰如其分，建议回到文论的发生现场对“寻亲”概念的生成做更深入的追踪。肖家宝从胡风四五十年代的创作语境和心态出发，思考史实中的个体构造和共和国关系，讨论抒情主体的相关问题，须注意左翼内部的争论并不是“革命”与“不革命”，而是不同革命路径之间的分歧，建议结合具体文本提出更多问题的依据，进一步增强文章观点的说服力。黄英豪从文艺主体的创生的独特视角出发，重新解读大家熟知的小说文本，视野开阔，让人深受启发，建议把冷战、内战等词语进行更加清晰的界定，使“大问题”的降落分寸合宜。
贺桂梅指出，韩佳童的报告以扎实的史料文献作为基础，对鲜为人知的紧急会议进行钩沉，建议就“中国如何参与第三世界的秩序建构”展开长时段的追踪，进一步打开问题讨论的空间。高美关注的“新武侠”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流行文化的变化目前是学界讨论不够充分的领域，建议突破阅读接受层面的局限，跳出不言自明的角度展开视野更广的研究。冯子涵讨论的“换笔”革命也是媒介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话题，建议将更多陈村之外的作家也纳入研究的视野，进一步论述电脑写作给知识经济带来的各方面影响。最后，贺桂梅勉励在座的同学们要持之以恒地写作，不断琢磨、锤炼，期待他们未来能够打磨出令自己更加满意的论文作品。
民间文学与外国文学专题
论坛第五场的专题是“民间文学与外国文学”，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祝鹏程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泳超、张辉评议。
北京大学郑芩报告的题目是“体一分殊：陈靖姑叙事文本的系统分类与特征”。陈靖姑是我国东南地区广受崇祀的女性神祇，明清以来涌现大量演述其出身成道故事的长篇叙事文本。这些文本在共享基本叙事框架的基础上，可划分为“救兄学法型”和“拒婚学法型”两大系统。前者旨在宣扬闾山教教法，具有现实功能导向；后者则追求审美意趣，通过世俗化、地方化路径形成独特面貌。“体一分殊”或可用于概称陈靖姑叙事文本的总体存续格局，但不排除个别异例。对此个案的发掘，不仅有助于重审该领域长期被学界公认的论断，亦可与民间叙事研究经典方法对话，并对其他同类案例提供有益参照。
南开大学高琦报告的题目是“从密切合作到分道扬镳：1918—1937年歌谣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联合与分途”。歌谣运动在新文学运动兴起时应运而生，响应了新文学的形式革命和思想号召。然而，《歌谣》周刊成立后，歌谣运动逐渐转向民俗学，与新文学运动从合作走向分途。这一转变与歌谣研究民俗派的崛起和文艺派的消沉密切相关，同时受到现代学术分工和学科分化的影响。最终，歌谣民俗学派崛起，民俗学学科诞生，形成民俗学与新文学双峰并峙的局面。
清华大学曾笏煊报告的题目是“新颖的社会主义文艺如何可能？——以 1949 年后老舍的‘正喜剧’探索为中心”。1949 年后，以老舍为代表的老作家力图突破既有生活、风格局限，创造社会主义文艺。老舍认为“找材料”式下基层难以触动灵魂，于是以“正喜剧”为突破口，追求讽刺、喜剧与教育性的统一。《西望长安》的创新在于喜剧人物叙述机制，而《茶馆》的讨论受“正喜剧”思路影响。老舍超前发掘正面人物的喜剧因素，但“正喜剧”还需转化文艺资源，与观众日常生活和审美期待对接。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李煜哲报告的题目是“在地方性与民族性之间：一部民间艺术手稿的生成”。报告以冯骥才20世纪60年代初的《天津砖刻艺术》手稿为例，探讨了文化保护中地方性与民族性的平衡。该手稿在国家加强区域工艺保护背景下完成，旨在凸显底层劳动者贡献，将工艺重构为“人民工艺”，构建统一社会主义文化身份。冯骥才凭借对天津的深入了解进行田野工作，采用文本转录、摄影和素描等方法，符合社会主义“去技能化”实践。手稿揭示了保存地方特色与融入民族叙事间的张力，服务于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
北京大学陈威报告的题目是“‘神话现实主义’——论布朗肖的《至高者》中隐匿的俄瑞斯忒斯神话叙事”。布朗肖的长篇小说《至高者》是对现实的迫切回应，题目源于荷尔德林的散文残篇，浓缩了40年代的重要思想与政治事件。小说包含与俄瑞斯忒斯悲剧同构的金年会金字招牌信誉至上神话叙事，这是理解复杂文本的关键。通过差异性重复西方起源性暴力的家庭悲剧，小说动摇了当时主流的黑格尔现代国家理论和法哲学基础，隐晦证明法则及以之为基础的政治在正义意义上是不可能的。或许可以把布朗肖这种用神话重写现实的叙事模式称之为“神话现实主义”。
北京大学徐梓贤报告的题目是“‘混合生活’的典范——莫尔《乌托邦》的一个思想史线索”。《乌托邦》上卷中拉斐尔和“莫尔”关于哲人是否应该出世的论争，通常被视为对莫尔当时仕途抉择上的犹豫的表达，同下卷的乌托邦叙事无关。若将其置于“两种生活”论争传统中考察，可见《乌托邦》上下两卷是莫尔对该论题的长期思考的延续。借助正文前书信材料等“副文本”建构的“作者－莫尔”以及上卷中拉斐尔和“莫尔”的论争，莫尔把乌托邦人的“混合生活”图景突显为他对这一思想史命题的回答。
陈泳超就民间文学专题的四个报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评议。郑芩报告的亮点在于把陈靖姑的叙事文本区分成两个清楚的系统，为后续分析的展开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平台，建议在将来的博士研究工作中对其在民间的混溶机制及其内在的关联做进一步的发掘。高琦对“歌谣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观察敏锐，得出的结论也基本符合历史的整体进程，如能对两个运动之间存在的纠结之处加以考察，这一研究将会更加立体和深入。曾笏煊的报告讨论了“喜剧”在新时代的呈现形式，联系许多西方的戏剧理论梳理了“喜剧”的发展线索，“喜剧”如何通过教育意义的承担转变为“正喜剧”，的确是一个值得继续发掘与长期反思的话题。李煜哲的报告分析了冯骥才在民间文学保护中的工作，其中关于“技能化”“去技能化”和“再技能化”的讨论颇具深意，可以为我们思考新时代的文艺标准提供有益的启发。
张辉对世界文学专题的两个报告也表示了赞赏，指出两位同学进入问题的方式很有意思。陈威的报告处理了布朗肖鲜少被正面关注的小说文本，敏锐地发现了文本之间的隐微“缝隙”，又通过巧妙的方式将其“缝合”起来，不足之处在于论述的对焦稍微有些偏移，如能进一步展开关于“神话现实主义”讨论，报告的讨论将更加聚焦。徐梓贤的报告在文本展开的方面游刃有余，如能从思想史的维度进一步切入莫尔与奥古斯丁等前代论者的关系考察，追踪“人的境况”在二分与三分之间的演变过程，将在学术深度上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圆桌座谈
五场报告结束后，与会同学围绕“跨文明与超现代：人文学研究再出发”的论坛主旨进行互动交流。圆桌座谈由季剑青、李国华共同主持，林姵吟、罗岗参加与谈。
季剑青指出，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呈现出跨文明视角的共同趋势。许多论文题目都是在这一视角下展开讨论，对经典文本进行重新讨论和研究，研究细密且深入，打开了许多新的面向。这些研究不仅挖掘了跨文明的知识网络和思想资源，还展现了现代人文学研究的可喜路向。他强调，超越对固有现代的理解，打破习以为常的现代定见，提供关于现代经验的新解释，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问题意识和思考方法。
李国华进一步阐述了“跨文明”与“超现代”的内涵。他提到，考虑到我们面对的学者群体具有多元化学科背景，因此拟定了“跨文明”的题目。而“超现代”则体现了自己作为现代文学出身的研究者，希望超越现代这个框架的愿景。李国华认为，大家思考问题的视野未必局限在现代性的范畴内，许多展现的思考与现代性保持了审慎的距离。他强调，现代性是一个复数而不是单数，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超越20世纪，探索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
林姵吟对五场的报告题目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认为，这些题目充满巧思，有些以新颖的视角切入耳熟能详的作者；有些擅长文本细读，通过想象力串联看似不相干的文本；有些论文通过史料钩沉，重新拼贴或重组某一年某一事件的历史现场。她鼓励大家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将自我反思、自我对话、自我超越的训练过程贯穿将来的生活，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
罗岗对年轻一代学者的气象表示赞赏，提醒同学们要避免将成见内化为研究的出发点。他强调，我们作为文学的专业选手，应当加强文学史训练，培养自己的历史感，了解研究对象的同时和周边，养成过硬的材料处理能力和深入的历史洞察力。
随后，与会同学就“如何拟定恰切的论文标题”“如何用小文本撑开历史的褶皱”“如何把握文章论述的分寸与边界”“底层与精英的趣味分殊”“世界主义的理论潜力”等话题进行了交流，与会老师也针对同学们研究中存在的困惑给予了耐心的解答，座谈在热烈而友好的氛围中结束。
纪要：廖荷映
排版：邓思锐
